曹和平

如果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面临的宏观管理任务都各自聚集到一个全国性的协调中枢——首都的话，中国的首都在功能上应该是最为繁复的，其物理规模恐怕也应是最大的。因为，中国管理着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人口集合体，产业覆盖最为全面的国民经济复合体。并且，这个超大复杂体系还处在人均收入的中等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变化快速、收入分配多维发散以及环境保护任务艰难等超常规难题。

昨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总书记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性思路，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要走出一条经济结构空间调整、内涵集约发展，并且能够形成新增长极的路子。这是来自国家最高决策层对首都北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分离北京的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并将其非首都功能做适度地空间疏解，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更是国家范围、首都内外，尤其是京津冀居民等待了很久的“热盼话题”。多少年来，北京周边的居民都很希望北京居民所享有的那些“含金量”极高的城市制度设计，能够通过一个传导性制度或机构平台，外溢或者平移到他们的家乡。例如，保定想成为首都副功能中心区，张家口的冬奥会申请冲动，环渤海诸多城市建设21世纪世界城市的理念，都希望得到北京的功能“辐射”。

事实上，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留在北京的首都功能将得到更好的发挥。因为如果我们把北京及其周边的国民经济体系拟人化，这种观察大体上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优化度量指标：若一个区域经济体超过4000亿，则其国民经济体系的骨骼——主导产业群和配套产业群——将变得清晰;如果越过8000亿，则其五脏六腑——超大城市的独立功能的综合体(CBD、管理中台、集聚后台等)的成长将变得活跃;如果越过1.5万亿，则该国民经济体系将会优化升级出自己的心脏——类别性创新集聚区;如果越过2万亿，则该区域过敏经济体系的大脑，即大宗类、厂商中间品类以及金融类的第三方市场将成群落出现。

设想一下，如果北京周边的城市群落因上述功能体的加入，其经济优化后，北京作为周边城市群落的“大脑”部分成为资源配置中心和国家管理中心，获得了资源定价权和优化后的配置权，加上拥堵缓解、资源承载压力下降和环境可持续，北京存留下来的首都管理功能将更为优化。这个时候，北京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首都的地位将更加强化。

其实，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仅是北京和周边的正加收益，它将会出尽非首都功能体及总部机构在整体空间的调整，出现新的增长极，带来整个国家的正加收益。例如，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首都在华盛顿，但是较少人知道美国的外汇管理中心——美联储纽约分行——在纽约。事实上，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中心也完全可以在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甚或温州等来选址。这种外汇管理中枢迁移到实点外汇业务市场，带动的总部经济区和关联货币市场优化，缘何不会有市场叠加后的外溢性收益呢!

现实中，疏解首都城市功能还能带来地方跟进效应，比如美国加州人没有把自己的“首府”放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而是放在萨克拉门托，上述城市的功能发展得很好，省域范围的管理也井井有条。此外，美国另一个大州，密歇根州也没有把省会放在芝加哥，而是放在了蓝星。密歇根州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带来的外溢效应也更加均衡。

一句话，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不仅能够解决北京的短期拥堵和长期环境资源压力问题，而且能够形成资源配置在城市功能重组意义上的优化，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