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一个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也日益凸显。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写进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被推到了治理大城市病的第一线。对于有过两个特大型城市管理经验的王安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可以按部就班推进的课题。

北京“城市病”的成因复杂，表现多样，治理难度可想而知。王安顺说，“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了北京的城市特点和发展优势，指出了面临的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并就推进北京发展与管理作出5点指示，为北京治理‘城市病’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我们将加快治理‘城市病’的步伐。”

敢下“城市病”的手术刀

《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114万，控制人口迫在眉睫，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触动了“控制外地人来北京享受发展成果”这根敏感的神经。你如何应对这对矛盾?在城市人口整体调控方面，北京打算如何筹划?

王安顺：我们对人口的控制绝对不是说不让外地人来，我们深知外地流动人口为北京作出了重大贡献。“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外地人口进京后，地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好各项服务。但是目前城市的配套服务能力日益显出不足。我们的抉择就是，在目前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控制人口发展是个必要措施，这本身也是对人的关爱。

北京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大城市病，状况之一就是集中表现为人口过快增长。2000年到2010年，平均每年全市增长70万人口，2012年、2013年有所回落，但每年人口增长也都在40万以上。

比如过去10年，城区的核心区西城区疏解8万多户、20多万人口，现在涌入的流动人口又有30多万，人口增长过快，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都跟不上，无形中带来各种矛盾。

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电主要靠外部供应;蔬菜、粮食大部分由外埠调来。今年有10亿立方米的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引进来，就为解决北京的用水问题。在这么严峻的资源短缺情况下，如果北京的产业从低端到中高端都要做，对人口也不加以控制，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

过去我们总说的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其实城市中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表现也很明显，高楼大厦旁边就是棚户区，形成强大的反差。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氛围与部分脏乱的居住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棚户区住户艰苦的生活条件印象深刻：下水道、暖气、卫生间都没有，存在这样的棚户区也是城市病的表现。

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转换思路，创造条件，有愿意迁出去的居民，我们考虑增加居住面积，尽可能保留北京的文化。当然，盖回迁房一定要考虑到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护，北京市民的感情在那儿，搬走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北京城的京味如果离开了人，也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厚重感，就像郭金龙书记在3月1日的市委全会上讲的：“要让市民找到记忆中的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