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升了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度,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共北京市委十二届十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北京要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2035年,实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就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
打造全球原始创新策源地
多位建言人认为,当前我国许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基础研究薄弱和缺乏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北京是我国科技创新战略资源最富集的区域,“十四五”时期,北京应该服务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打造全球原始创新策源地,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 集中力量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徐逸智提出,不管是从世界竞争格局的发展演变还是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看,都需要尽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赢得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北京应发挥创新资源优势,在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卡脖子”技术方面做出积极表率,掌握更多硬核科技,拿出更多硬核产品,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战略研判,面向国家重点需求和产业链安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集成电路、新材料、网络安全、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领域进行攻坚布局。对于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科技专项,可采取“赛马制”,充分发挥在京“国家队”的引领作用,探索由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牵头,央属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体的协同攻关联合体来承担攻关任务。对于产业领域攻关产品和工程项目,建议采取“揭榜挂帅”,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的政产学研用金联合体揭榜攻关。
■ 补齐基础研究短板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战略研究部主任张亮亮认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从根本上讲需要加快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北京而言,重点是探索研究国家实验室在京建设的体制机制,整合优势资源,做好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的服务保障。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引领,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支持原始创新换道突围。尤其是在智能科学、生命科学等与北京优势产业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方向和顶尖水平,着眼未来国际竞争力,部署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同时要完善基础研究相关政策法规,重视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科研管理制度,营造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融合”
创新的本质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来实现更大的经济价值。多位建言人认为,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应用到首都及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应有之义。
■ 打造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沈体雁副院长建议,北京应抓住以5G等为引领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和新一代生物技术革命重大战略机遇,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实施国际科创中心与世界级产业集群“双轮驱动”的战略,把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融入到产业集群的生态系统中去,进一步创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优化创新集群的空间布局,把“三城一区”主平台和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作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在京津冀区域谋划布局,打造三个世界级的创新型产业集群:IT、BT(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和KS(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合称为世界级IBS产业集群。
■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北京有相当数量的科技成果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此造成成果转化率偏低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脱节。”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经济部负责人赵永珊认为,要改变这种状态,关键是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重点发展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型领军企业,鼓励和引导企业牵头组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发挥大企业领头羊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北京具有全国首屈一指的科创资源,特别是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每年产出大量科技成果,如何有效释放这些要素的活力?多位建言人认为,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
■ 释放人才活力是关键
人才是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也是北京的优势所在,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李海丽副研究员认为,全市有超过140万人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将近40万人。但是,人才虽然数量庞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北京应该积极探索深化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完善科研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推动科技人才评价转向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逐步缩小体制内外职级晋升、考核评价等“待遇”差距。
■ 强化体制相“融”二十一世纪创新规划设计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仕涛认为,新时代是一个“融创新”的时代,学科交叉、技术融合、产业跨界、组织融通、万物互联成为重大发展趋势,完善相关体制必须在“融”字上深入探索。首先应厘清政府和市场两个机制、两个作用的界面,使其在融通中发挥“1+1>2”效果。其次是促进各种创新资源相“融”。创新活动不仅仅涉及产学研,还包括金融机构、服务机构、创业载体、市场渠道等多方主体和资源,至少应实现“政产学研金服用创”八位一体。第三是深化“放管服”一体化改革,创新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完善科技评价奖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把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更多转到创新服务上来。为此,应进一步在改革的系统性综合性上下功夫,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强化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政策的深度衔接,提高首都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