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 孔明 摄
中新网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 陈建)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在于区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及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等战略、措施出台,北京周边地区将迎来一个高强度的投资期。雄安新区将肩负起带动整个河北中部城市群崛起的任务。
第二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11月9日-10日在北京举办。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论坛期间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雄安不会成为一座孤城
尹稚说,人类活动最核心的是繁衍与迁移。世界范围内的基本规律显示,出生率和迁移率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机会的感知和希望。特别在城市化进程中,选择居于乡村、工作于小城镇,还是大量涌入大都会地区,这是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而不是出台一些政策、方针就可以完全把控。
“雄安不是一块飞地,不能、也不会成为一座孤城。”尹稚强调,这个与北京市中心高铁车程只有40分钟的国家新区,不仅仅肩负着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重任,“同时肩负着带动整个河北中部城市群崛起的任务。新区与周围城市、县城、村庄阡陌之间的联系,不能切断。”
他认为,雄安新区最核心的吸引力,应是通过顶层设计、制度创新,把住房、交通、科研、社保等方方面面的制度成本降下来,形成制度成本的洼地。
身为城市规划专家,尹稚预测,现在尚未到雄安新区开始大规模地表建设的阶段。基建铺开之前,还将进行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调研、规划、设计,例如怎样改善、提升白洋淀的水质,确定何种行之有效的防洪方案等。
资料图: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专家们考察河北省正定新区地下综合管廊。 孔明 摄
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
城市的希望在于城市之外,城市的希望在于区域。这是大约百年前规划界就有的共识。尹稚主张,城市要发展,必须跳出市中心,在更广地域组成分工协同的网络,而不仅是行政管辖区不断扩大、吞并,不断用行政区划内可调配、可控制的资源简单地“摊大饼”。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对此,尹稚分析,北京市面临的城市功能疏解,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剥离首都功能与非首都功能,把管理地方事务的非首都功能,从市中心疏解到通州,避免在核心城区内,中央事务与地方事务两个管理中心的人、车、物高强度叠加,加剧北京的“大城市病”。
二是剥离首都的核心功能与非核心功能,在北京市核心区保留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但将另外一些历史形成、但相对非核心的功能,例如医疗、教育、部分经济功能等,从北京市中心疏解到雄安新区或周边区域。
回顾城市规划历史,尹稚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提出过卫星城的概念,考虑过中心城与近、远郊区的关系。很多想法早已一以贯之,但限于当时技术、财力不足,特别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理想难以在当时实现。
“每天从海淀去通州上班,骑自行车是不行的。”现在有了高速公路、轨道交通路网、高铁,全民机动化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自然就获得全新的发展机会。
尹稚信心满满地断言:以中国现有的组织架构、运营模式和已具备的经济实力,在城乡基本建设中,无论是新技术采用、大系统整合,还是具体的工程建造,“如果连中国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做到”。
北京需高强度投资周边
“无移民,便无城市。”尹稚说,有活力的城市必定是移民型的,它如同蓄水池,人进得来、留得住、活得好、出得去。
但从全球大数据统计看,凡是拥有更高级别枢纽作用、更好基础设施的大都会区,绝大部分在中心城区存在移民过度现象。“人口向中心城市的聚集难以抗拒,其宏观大势的走向也很难逆转”。走向区域协同、走向多中心化的城市群发展,是必然趋势。
尹稚主张,京津冀要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京津冀大中小城市在职能、人口、基础设施水平、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缩小差距。要在大都会周边相对落后地区,大规模地先期投入,形成政府引导、企事业单位和民众持续跟进的均衡发展局面。
他认为,北京作为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需要有一个高强度的向周边区域的投资期。
先期投资什么?交通、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由谁投资?纯公益性的部分,如执法、治安,应由政府投资;半公益性的部分,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可由政府、企业、受益群体各出一部分,形成长效机制;而商业化、营利性的部分,则应全部交给市场。
第二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主办。该研究院由国家发改委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
本届论坛邀请了国家发改委和代表性城市的官员,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的专家,系统解读十九大对中国城镇化工作的战略安排,探讨我国城市群规划建设的战略思路、发展经验、大数据时代下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等议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