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对于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有助于优化城市群结构、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有助于整合区域优势资源、构建创新型区域经济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极;有助于基于产业层面和机制创新层面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建成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周京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理论与应用、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主要著作有《金融支持过度与房地产泡沫》《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论文)、《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论文)等。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对于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根治“大城市病”

北京作为多功能首都城市，在经济发展领域拥有极强的“虹吸效应”，并进一步增强了首都经济功能，再加上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近年来面临着严峻的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公共资源紧张、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问题，严重影响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和首都的国际形象。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消除首都“虹吸效应”导致的“大城市病”。“虹吸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极化效应的极端表现形式。所谓极化效应是指，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向某一城市或地区单向流动的集聚效应。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其本身产生的极强的集聚效应的结果。北京作为我国超大城市的代表，其所拥有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正是在这两种功能的推动下，北京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得到了强化，并最终形成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

首都的“虹吸效应”包括产业的“虹吸效应”和人口领域的“虹吸效应”。产业“虹吸效应”或称产业发展领域的“虹吸效应”，它是指受首都地位影响，其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公共服务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对企业投资具有极大吸引力，从而使区域产业向北京集聚的产业极化效应。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年末，北京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63.1万个，比2008年末增加25.3万个，增长67.0%。2013年末，北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为122.1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加57.4万亿元，增长88.8%。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资产总量中，金融业资产总额最大，达到87.3万亿元，占71.5%，其次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9.7%、3.9%、3.3%。上述数据表明，受首都地位影响，产业发展资金迅速向北京集中，同时也带动了北京非核心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产业发展“虹吸效应”的推动下，北京市人口领域的“虹吸效应”也日趋严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为704.5万人，其中河北省来京人口最多，为155.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22.1%。此外，2014年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比2010年增长16.21%。由于北京的首都优势，再加上产业发展的“虹吸效应”所带来的较高的就业承载能力，使得北京人口“虹吸效应”呈现增强的态势。

产业“虹吸效应”引起的产业过度集聚，尤其是非核心产业过度集聚，不仅导致北京市低端产业人口占比过大，加重了人口拥挤程度，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交通、环境压力，使北京市“大城市病”问题更加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其中的重点是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消除北京的产业与人口的“虹吸效应”，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北京所面临的“大城市病”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消除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大城市病”。特大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在形成城市中心的同时，也将随着集聚经济扩散效应的增强而在城市中心外围形成多个产业集聚中心，从而推动人口向外围扩散，特大城市也因此从单中心城市转变为多中心城市。由此可见，特大城市空间结构一般具有显著的多中心结构特征，以此来分散人口和就业，降低人口拥挤度和交通拥堵水平。

在就业空间结构方面，目前北京除了城市中心区外，在其周边共有5个就业次中心，说明北京具有多中心城市特征。然而，从就业次中心的区位来看，4个就业次中心分布在三环路和四环路沿线，位于远郊区的就业次中心只有1个。①这意味着就业次中心与城市中心距离较近，就业人口仍然集中在二环到四环之间，其在缓解人口拥挤和交通拥堵方面没有产生积极作用。

此外，公共资源空间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也极为突出。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北京市教委数据显示，2013年北京市高校在校学生和教职工数为102万人，分功能区看，中心城区为85.3万人，占全市总量的83.6%;分隶属关系看，央属高校为63.5万人，占62.2%。央属高校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为58.4万人，占中心城区高校人数的68.5%，占央属高校人数的92%。

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北京市卫计委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医院共有647个，从业人员21.5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医院数为438家，占全市总量的67.7%，医院从业人员为17.1万人，占全市的79.5%。驻京部队的15家三级甲等医院全部位于中心城区，涉及从业人员3.6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有近一半的三级医院分布在三环以内，这些医院的就诊人数占北京市比重超过7成。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及公共资源配置空间结构的不均衡问题，导致中心城区人口过度拥挤、交通流量过大等问题，给城市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任务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北京的首都功能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意味着那些高污染、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将被疏解到北京周边或其他地区。

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指出，要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该纲要的指导下，北京市通州副中心的建设已经全面启动，这将极大优化北京空间结构。为推动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京津冀三地正在探索将北京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向津冀均衡配置的机制。上述推动北京就业空间结构、公共资源配置空间结构优化政策的落实，将极大地缓解北京市人口、交通和环境压力，对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创新有助于解决产生“大城市病”的体制机制问题。“大城市病”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疏堵结合的体制机制，包括政府激励机制和市场推动机制两个方面。政府激励机制是指地方政府要有动力实施解决“大城市病”的疏堵结合的政策，如产业疏解政策、公共资源的共享政策等。市场推动机制是指在人口流动、交通拥堵和环境治理方面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通过价格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

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尚未建立完善的疏堵结合的体制机制。在政府激励机制方面，由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考核仍然偏重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即GDP增长率，这使得地方政府及官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规模上，其结果是北京城市中心区集聚了大量的非核心产业。此外，虽然北京拥有大量的高质量公共资源，但相对于来自全国的就业、教育、医疗等的需求，北京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尚有不足。在缺少政府激励机制下，北京市公共服务供给只能在本地区小规模扩展，无法通过公共服务机构的扩散来疏解北京市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需求。在市场推动机制方面，北京市在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时，尚未将价格机制引入治理体系中。如，在人口拥挤度较高的中心城区，为降低人口拥挤水平，可按照家庭及企业对人口密度值的贡献度缴纳人口拥挤费。同时，该方法也可用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正是由于缺少市场推动机制，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阻止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中心城区，同时市场主体没有动力来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其他地区疏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然要求市场一体化、构建区域产业链、协调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上述协同发展目标，需要区域之间的协调与互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打破条块分割、各省市各自为政的格局，建立有效的政府激励机制和市场推动机制。上述机制实施的一个核心目标是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这相当于在北京城市发展领域构建了疏堵结合的机制，有助于各类经济要素在北京地区实现有效配置，在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方面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其发展特征是：经济增长减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转变，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在经济发展换挡期，转变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以此为基础打造新增长极对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跃升也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整合区域优势资源，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产业集群。区域多层次产业集群是指在区域分工与合作机制推动下，区域内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按照产业链价值最大化原则，在特定区域内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区域内资源的整合程度决定了区域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水平。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受行政壁垒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区域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金、土地、产权、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在区域内流动不畅，导致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比重达到77.9%，并呈明显的高端化趋势。天津、河北第二产业比重仍占一半左右，分别为49.4%和51.1%。这些数据表明，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不平衡，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而河北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在产业集群发展方面，北京的产业多集中在科技研发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处于产业集群的高端;天津正在大力发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处于产业集群的中端;河北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比仍比较大，处于产业集群的低端。正是由于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不平衡，使得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合作不紧密，难以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区域性产业集群，进而降低了区域产业竞争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是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其中包括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技术和信息市场一体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要素市场的建立以及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化，京津冀三地产业对接能力将大幅提高，这将有助于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区域性产业集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构建创新型区域经济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失衡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也是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增长质量不高、增长潜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转变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及以此构建创新型经济体是突破资源承载瓶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京津冀地区拥有雄厚的科技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但由于科技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围绕科技资源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贡献度有较大差异。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9%，对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7%;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0.5%。天津装备制造业产值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0%，而河北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8%，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0.6%。这表明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创新对北京和天津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河北的经济增长动力仍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此外，在产业发展方面，京津冀三地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河北和天津的工业内部同构系数最高，达到0.81;天津和北京的同构系数为0.61;河北和北京的同构系数为0.37。④在研发资金投入方面，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京津冀三地研发经费支出之比由2013年的1:0.36:0.24调整为2014年的1:0.37:0.25。虽然天津、河北的研究经费投入有所增加，但其资金投入规模仍远落后于北京。上述数据表明，北京市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较高，但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而河北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远低于北京、天津。京津冀三地在打造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完善，并未形成产业链带动下的区域产业集群。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打造创新经济体，明确了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优先发展领域，即北京重点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天津重点提高应用研究与工程化技术研发转化能力，河北重点强化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能力。同时，为推动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京津冀三地正探索建立园区共建机制、区域性产业联盟、区域产业合作基金、创新型产业集群协同工作机制，这将有助于将创新要素融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区域经济体，使创新成为推动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